关公文化植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土壤中，具有着鲜明的民族性，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中华大地上，上至都城，下至村落，城镇郊村，乃至海外华人聚居区，大多建有关庙，人们把兴建关庙、敬崇关公，作为凝聚民族合力、弘扬中华文化的一种约定俗成的方式。
关公文化现在已经上升为一种现代性、民族性的文化符号，它的精神内涵已经超越了地域性限制，成为全中华民族甚至是全世界民族共享的文化资源。关公文化所体现的传统道德精神和人格力量，是关公文化的精髓所在。对国以忠，待人以诚，交友以义，处事以信。讲信义、重承诺，财贿不足移其志，爵禄不足动其心，崇尚正义，见义勇为，正直为人，立身处事不违良知，这些蕴含于关公文化的道德品格和为人质量，历来为社会所认同、为世人所称道。在社会转型期的今天，从传统文化中吸取力量，加强社会道德建设，伸张社会公平正义，反对一切违背人的良知的行为，具有其现实的意义。以忠孝节义仁勇信为核心内容的、丰富而持久的关公文化，以及由此而产生出的一系列相应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已经深深渗透进中国各族人民的心中，成为中国人世世代代精神信仰的中心，社会各界共同崇拜和效仿的道德偶像，弘扬关公文化，可以以此来规范全社会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一代精忠悬日月，千秋正气壮山河”，关公文化之所以能长久兴盛、广布各地，有以下几个方面原因。关公忠心耿耿，一生追随刘备，矢志不渝；关公恩怨分明，信义卓著，华容道曾义释曹操；关公为人仗义，青年时即为民除害，怒杀豪强；关公义结桃园，肝胆相照，共生共死；关公勤奋好学，废寝忘食，夜读《春秋》，富有学养；关公平时善待士卒，仁达天下；关公英雄气概，刮骨疗毒，言笑自若；关公神勇善战，叱咤风云，曾留下温酒斩华雄、斩颜良诛文丑、过五关斩六将等故事；关公胆识过人，孤胆单刀会鲁肃，东吴震悚；关公文武双全、有勇有谋，曾水淹七军，威震华夏。这符合普世民众的心理需求和精神诉求。对关公的信仰始于南北朝。南朝陈光大年间(公元567年)当阳县玉泉山首建关公庙。到了唐朝，关羽曾一度进入武庙作为陪祀。宋代封为“忠惠公”、“祟宁真君”、“义勇武安王”等。元朝封为“显灵义勇武安英济王”。明万历十八年“协天护国忠义帝”、四十二年封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到了清代，清统治阶级认为自己能入主中原是得到了关公的神佑，所以，顺治皇帝特封关羽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城绥靖佑赞宣德关圣大帝”。民国时期曾将关羽与岳飞合祀于武庙。 儒教尊关公为“武圣人”，与孔子并肩而立。也曾被读书人尊为五文昌之一，尊他为“文衡帝君”，或称“山西夫子”，曾有对联说：“山东一人作春秋，山西一人看春秋”。道教则奉关公为“关圣帝君”，曾尊他为“翊汉天尊”，“协天大帝”或“武安尊王”等。佛教也以其忠义足可护法，并传说他曾显圣玉泉山，皈依佛门，因此，尊他为“伽蓝菩萨”，“盖天古佛”、“伽蓝尊王”等。 关公信众还来自于不同行业，特别是广大工商业者对他的尊奉，在商贸物流发达的地区广建关公庙宇；晋商、徽商、陕商、豫商、闽商、浙商、湘粤之商，都对他的诚信仁义精神大力张扬和传播；举凡司命禄、佑选举、治疾病、除灾害、驱邪恶、诛逆叛等佑护职能，均附加在关公名下。因为关公地位如此显赫，除了军人、武师奉他为行业神崇拜外，就连金融业、典当业、运输业、美容业、教育业、厨业、命相业等等行业也推祟关羽，把关公当成行业神加以供奉。 因关公以信义为本，公平公正，又设计了明日清簿，是会计师的开山祖师，商人们为了确保相互之间的信赖，请一位尊神来做监护，十分必要，关公是公平公正的代表，关公的义不负心形成了以仁义、公正为核心的商品交易准则，形成了义中求财的商品交易道德，所以被尊为武财神。唐宋传奇，宋时的“说三分”，经典小说《三国演义》起到的作用都是巨大的。除了小说之外，戏曲艺术如京剧、昆曲、秦腔、晋剧、豫剧、越剧、楚剧、汉剧、越调等地方剧种以关公为主角的传统剧目久演不衰，深入民心。关公还作为傩神的形象活跃在民间信俗的舞台。同时，不同时代画家的绘画，众多民间艺人的版画、年画、门画、雕塑也创作了大量关公艺术形象。关公圣像的庄严肃穆、儒雅可敬，关帝庙壁画的精美绝伦等艺术传承也为关公形象的不断圣化美化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民间，关公扮演了扬善惩恶、驱邪除魔、主持正义的保护神的角色，成为各行各业、妇孺老幼尊奉的万能之神。民间年画中的天地诸神、三界诸神或三教诸神画像中，关帝的像常常置于正中，图像比玉帝还要大，或者与玉帝同样大小，说明关公在民间的信仰神殿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民间相信，人们所以生病或遭不幸，多起因于鬼怪魔神作祟所致。关公为正义及正气化身，又被尊为伏魔大帝，最善制煞镇妖除鬼魅防小人，家中若有久病之人，或者出行未卜吉凶，请一尊圣像镇守宅中，或前往关帝庙祈求，可以趋吉避凶，保平安，消灾避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