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公在其六十多年的人生中，策马横刀，驰骋疆场，征战群雄，辅佐刘备力图匡扶汉室大业，谱写出一曲令人感慨万千的浑宏壮歌。关羽作为汉末名将，那充满英雄传奇的一生，被后人推举为集“忠”、“义”、“仁”、“勇”于一身的道德楷模，并成了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士农工商顶礼膜拜的神圣偶像。千百年来，关羽作为“忠义仁勇”的化身，在海内外华人中获得了广泛一致的认同，形成了以“忠义仁勇”为核心内容，独具特色的关公文化。
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国民收入逐年增加，人民生活水平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城乡高楼林立、商贸繁华，富裕起来的人们，尽情的享受着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成果。但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由于物质利益的诱惑，在一些人中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思想泛滥，社会道德水平在某些地方有所下降。胡锦涛总书记对于这种情——号召全国人民树立“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引导人们摆正个人、集体、国家的关系，正确处理好个人与社会、竞争与协作、先富与共富、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等关系。其实，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便逐渐形成了学习关公文化、提升人群素质、净化社会风气的热潮。中国台湾、日本、美国等地区和国家都投入巨资兴建关帝庙，祖国大陆许多地方也修建和扩建关帝庙，台湾的关帝庙比40年前新增3.5倍；与此同时，各地开展并大力支持关公庙会和关公文化节活动，学术界也开展对关公文化的研究讨论，并发表、出版了一批研究关公文化的文章和著作。这一切都说明，关公文化还实实在在地存活于现实社会中，并对人们的社会生活产生着广泛的影响，关公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它的存在有着及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弘扬关公文化有利于提升人群道德素质
“依法治国”固然重要，“以德治国”却也不可或缺。“德”支配着思想，“法”约束着行为。“法”是“德”的基础，又是“德”的补充。因此，思想道德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中华民族有十大传统美德：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知报、精忠爱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政、笃实宽厚、勇毅力行。关公文化中的忠、义、仁、勇精神，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体现和反映了中华民族的优秀道德文化。因此继承和发扬关公文化的精神，有利于培养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有利于振奋民族精神。
著名哲学家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指出：“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伦理关系，即是情谊关系，亦是其相互间的一种义务关系”。关公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也是伦理型的文化。关公文化的基本内容，关公的忠义仁勇，渗透着传统的伦理道德精神。
千百年来，人们崇拜关公，不仅仅是崇拜关公的勇武，尤其是崇拜关公的道德品质，本质上是崇拜关公高尚的道德人格，崇拜关公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英雄气节和高尚情操。长期以来，经过官方和民间的共同推崇塑造，关公已成为人们心目中理想的道德偶像，被顶礼膜拜。因此，关公崇拜实质上是一种道德崇拜，体现着中华民族崇尚道德的精神。这种对道德的推崇，不仅在历史发展的当时有其价值，在今天也有其现实意义。
二、弘扬关公文化有利于净化社会风气
关公的“忠义仁勇”和“诚信”已经影响了中国千百年，而且已成为世界崇尚的道德信仰。运城市把“诚信立市”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之一。“弘扬关公精神，打造诚信运城”已成为独一无二的特色魅力，并在海内外赢得了很高的诚信度和知名度。前年，教授易中天对运城“情有独钟”，他认为，运城给我们带来了两件宝物，一个是人类维持生命不可或缺的盐；一个是满足人们精神世界需求的道德和情义。尤其是情义二字，分量太重，可谓捧出了运城的最晶莹丰富的文明结晶——诚信、情义。
从2001年9月的南京冠生园，月饼陈馅翻炒后再制成食品出售，以及现在从三鹿到蒙牛等大牌的乳品公司的产品，都查出了含有三聚氰胺，而这些企业中好多是免检的。除了这些,我们出现过毒大米，地沟油，洗衣粉的油条，苏丹红的鸭蛋等。由此引发了国民对企业的信任危机，这些危机的产生，对一个企业甚至一个行业来讲，都是一场毁灭性的灾难。如果在此之前，政府积极进行宣传、倡导企业和人民吸取关公文化中的诚信精神，把人们对关公诚信的推崇、引导、提升为对市场经济诚实守信原则的遵循，那么，类似事件发生的概率会小得多。在台湾，关公的信仰者要兴办企业，签订某项商贸契约，都会在关帝神灵前举行仪式，焚香祷祝。这一事实，从一个侧面证明，关公文化的诚信精神，有利于扼制危害信誉事件的发生，从源头上为净化社会风气贡献一份力量。
据报载，北京某大学在对420名学生的调查中发现，在“对他人的态度上”，有近一半的受访者，缺乏对他人的足够信任感和安全感。在对“与陌生人打交道时要小心”回答中，表示完全赞同的高达45.8%，而完全反对这一说法的只有0.5%，完全同意“在这个竞争的年代里，如果不保持警惕，别人就可能占你便宜”的占32.7%，部分同意的占38.6%，完全不同意的只占2.6%。由于缺乏真诚与信任，于是沉迷于网络虚拟世界，而不愿意在生活中与人交往者有之；背地造谣中伤，甚至盗窃财物者有之；为争夺恋人，抢夺升学、留学机会而不择手段者有之；逢场作戏，未婚同居，多角恋爱者有之，于是因恋爱不成而轻生自——或是凶残报复的事件，在高校时有发生。人际关系的淡漠，容易导致学生孤僻、冷漠、紧张、不合群、缺乏责任感，引发心理疾病，不利于学生健康人格的形成和发展，使学校的不稳定因素加大。因此，弘扬关公文化势在必行。关公文化中的诚信、情义精神，无疑成为了增加社会稳定的基石。
三、弘扬关公文化有利于加强民族团结
“忠义二字团结了中华儿女，春秋一书代表着民族精神”，当你站在解州关帝庙广场上，就能看到在入口处，悬挂着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为关帝庙题写的这一楹联。此楹联表明我华夏同胞共有的文化心理，表明关公文化是连结天下华人的精神纽带。关公崇拜是中国人民，包括台、港、澳同胞共同的内在选择。
中国进入近、现代社会之后，对关公的崇拜，在全国各地依然热潮未退。尤其在港、澳、台同胞和旅居海外华人那里，对于关公的祭祀、崇拜之风，经久不衰，形成了一道独特的文化风景线。在拥有2200余万人口的台湾省，几乎所有人都信奉关公，全岛有大大小小的关帝庙万余座；几乎各家各户都为关公设香案，立牌位，挂圣像。旅美华人有一个崇拜关公的民间组织，在全美各地的分会竟有140多个。在美国，就连总统大选前，候选人都要祭拜关公。在泰国，各级法庭在开庭审理案件之前，都需要庄重的在关公像面前宣誓，以示公正。在新加坡这个国家里，基督教是其唯一宗教，人们在信奉基督教的同时，不可以再信其他宗教，但有趣的是，政府仍允许人们信奉关公。在侨居东南亚的华人之中，对于关公的崇拜和祭奉，亦非常普遍。关帝庙已由最初的求关帝保佑，逐渐成为华人互相交流、集会、议事的场所。无怪乎前外交部长李肇星说，如果你不了解关公文化，在国外和我们华人几乎没有共同语言。
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人们有着各自的崇拜和信仰。但是关公文化却在那里落叶生根。在蒙古，人们亲切的称关羽为“关妈妈”。甘肃省夏河县拉不楞关帝庙香火十分旺盛，庙内修建神态威严的关公塑像，神龛前还供奉有颇具藏族风情的供器、酥油灯、青稞锅块，以及表示尊敬和吉祥的白色和金色哈达。在西藏磨盘山关帝庙还有这样的故事：在清朝乾隆年间，廓尔喀犯西藏边境，大肆抢掠寺庙的财物、金银、粮食和后藏地区的大批牛羊，藏民的经济损失十分严重。当时中国正值国力最鼎盛，公元1792年，清朝乾隆皇帝派大将军福康安，统帅大军迎战廓尔喀入侵者。虽然在历史上廓尔喀一向以战功著称，但是清王室大军显然更胜一筹，再加上西藏当地百姓合力支持，七战连捷，不到３个月的时间，不仅把入侵者赶出国境，还一路打到了廓尔喀的都城（今天的加德满都），廓尔喀的国王不得不出城请降。班师回到拉萨，土兵们认为，在边陲万里险恶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气候中，能顺利击败以骁勇善战闻名的廓尔喀人，一定是武圣关羽在冥冥之中相助，于是上下官兵捐银7000两，由福康安将军和当时的摄政王达拭呼图克图总领其事，在布达拉宫西侧的巴玛日上新修一座关帝庙。因为关公与藏族史诗中的古代英雄格萨尔非常相似，所以拉萨人称之为“格萨拉康”，即格萨尔宫殿。
“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这种祭祀庙宇遍及海内外，九州无处不焚香的景观，表明关公崇拜已形成超时空、超民族、超国籍、超信仰的价值趋同。世界各地、各阶层华人华侨，在忠义精神的引导下，中华民族的认同感逐渐加强，并随着关公文化的传播，逐渐扎根于民族的沃土，成为我们民族的美德，成为我们民族团结兴旺的原因之一。
四、弘扬关公文化有利于国家统一
关公文化包含着丰富的“大一统”思想。关公一生奋斗的最高理想，就是匡扶汉室，一统天下。这种“志存一统”的思想，饱含着实现国家统一的积极因素，是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内在基础。关公文化已被整个中华民族高度认同，对两岸民众形成强大的向心力，是连结海峡两岸人民的精神纽带。关公文化的凝聚力，为我们统一祖国提供了思想文化基础。
在台湾有“五朝福醮”的典礼，一个庙典礼时，每天的义务工作人员即有200余人，最多时达到800人之多。据不完全统计，台湾一定规模的关庙达千余座。民间交流包括关公崇拜在内的各种宗教色彩的民间信仰，本来就源于大陆，而各种祭祀活动就表明了台湾文化寻根意识的一种倾向。
台湾是宗教信仰相当自由的地方，除原住居民外，大多从大陆先后移民到台湾，在整个迁移过程中，充满各种危险性和不确定性的因素，处于这种环境，往往会祈求神明的保佑，以使心灵能够平静，信心可增强。同时，在抵达目的地安顿下来之后，为了彼此之间的相处和教育子孙后代，即筹资兴建各种庙宇，供奉各种神灵，以表达祈佑和感恩之心。关圣帝君的事迹和忠义仁勇的作为，在小说和戏剧的宣导下，更是家喻户晓，深入到台湾人民的内心之中。
2002年，台湾弘道协会赠送解州关帝庙“武庙之祖”牌匾，台湾关公文化协会也在其宣传册中写到：“宝岛台湾，世风日下，道德沦丧，急需关公精神来振兴宝岛”。每年，解州关帝祖庙也都要接待台湾朝拜团及信徒万人以上。台湾人民不仅崇拜关公，而且希望将关公的精神进一步地发扬光大，并落实到实际行动中。台北市行天宫就是基于此一理念兴建的庙宇，至今超过半个世纪，目前拥有数百万信众，以宗教、文化、教育、医疗、慈善等五大志业，来服务社会。净化人心、祥和社会是其秉持不变的社会责任；社会教化、公益关怀是其务实笃行的社会参与，在台湾民间社会深具影响力。
以台独为中坚路线的民进党前领导陈水扁多次祭拜关公，在被记者问及“既然你坚持台独，为何还要祭拜大陆的神灵关公呢”的问题时，他回答到：“神不分两岸”。其实，我们信仰着同一个神灵，民族团结与和平统一不容置疑，两岸同胞血浓于水。因此，陈水扁的台独妄想永远也不可能实现。
至此，关公文化对国家和平统一的力量，可见一斑。
“天日心如镜，春秋义薄云”，这是关羽伟岸的形象；“庙食盈寰中，姓名走妇孺”，这是关羽博大的文化力量。凝聚在关羽身上而为万世共仰的忠、义、仁、勇，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理想，寄寓着儒学的道德精髓，渗透着佛教、道教教义所趋同的价值理念，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维护和继承中华民族优秀道德传统，促进和增强海内外华人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推动中华民族文化走向世界，是关公精神和关公文化，在当代社会中所具有的新价值和新作用。
五、弘扬关公文化有利于“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建立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2006年3月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看望政协委员时强调，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坚持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胡锦涛总书记是针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见利忘义、损公肥私、不讲信用、欺骗欺诈等消极现象和社会公害提出来的。提出“八荣八耻”的目——是引导人们摆正个人、集体、国家的关系，正确处理好个人与社会、竞争与协作、先富与共富、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等关系。
只有当人们做到对祖国以“忠”，才能做到以危害祖国为耻；做到对人民以“义”，才能做到以背离人民为耻；做到处事以“仁”，才能做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做到为人以“诚” ，才能做到以见利忘义为耻；做到为人以“智”，才能做到以愚昧无知为耻；做到为人以“信”，才能做到以违法乱纪为耻。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当关公的“忠”、“义”、“仁”、“勇”的精神品质走进人们内心，融化在自己的实际行动中，也就做到了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劳动、爱同学、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的“八荣八耻”新时期的道德观。可以说，关公的精神品质是与社会主义“八荣八耻”荣辱观相辅相成的！
和谐社会是整合融洽社会的各项资源，并使之和谐相处、协调发展的社会。和谐社会的概念，是中共十六大四中全会提出来的，它既是执政党与时俱进的执政目标，同时也是执政党执政能力的升华。那么，用什么样的标准来判断社会的和谐呢？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评判标准就是：民主政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其中，诚信友爱，为和谐社会提供道德伦理支撑，是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础。
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仅需要国家法律的支持，也需要道德的支持。
关公文化对构建和谐社会的价值在于：关公文化的思想内容可以引申、扩展、转化和升华，成为树立社会主义荣誉观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观念、规范、原则。
关公文化的“仁”、“义”精神，可以引申为信誉原则、守信原则。当前我国正处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时期，极易发生道德上的无信及由此引起的道德混乱。因为在转型时期，也是新旧两种思想道德观念相互斗争和转换时期，原先以“忠义”为特征的道德秩序已被动摇，而以“守信”、“信义”为特征的新道德秩序正在建立之中，不可避免地会有少数人不讲忠义，又不讲信用，出现道德上的无序状态。目前我国社会生活中存在着一些企业欺诈、假冒伪劣；人与人之间背心毁约、互不信任；官场上挥霍公款、贪污盗窃等现象，既是经济上的不法行为、政治上的腐败行为，也是道德上的背德行为，是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的一种亵渎。
我们看电视《乔家大院》时，也许大家记住的是乔致庸，每次出远门喊的那句“走咧”,但只要留意，就会发现他出远门时必拜祖宗，而他家祖宗祠堂的殿正中，供奉的正是关公。在世界范围內被传为美谈的晋商，他们在从事商业活动中需要的一种精神支柱，而关公被他们誉为最讲“信义”的神灵。因此，山西商人以关公的“义”来团结同仁，摒弃“见利忘义”、“不仁不义”等不良观念与动机。以关羽的“信”来取信于主顾，摒弃欺诈行为。山西商人不仅在家中、店铺中供奉关羽，而且在各地的会馆中为关羽修殿盖宇，有代表性的庙宇是辽宁海宁山陕会馆，内蒙古的多伦山西会馆，甘肃省的张掖山西会馆，河南的山陕会馆，安徽亳州的山陕会馆等等。他们的目的就是请这位神威至大的神灵，日夜监督他们的精神世界和商业活动，同时从关羽身上汲取无穷的正气力量，使商业活动立于不败之地。由此可见，先辈从关羽身上学习“信义”，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建设的借鉴意义，不可谓不大。
关公文化中“仁”的思想，可以转化为社会主义的公正、公平原则的思想。仁者，爱人。仁爱思想也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关公文化中仁义的思想，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倡的公平、公正、友爱的原则是一致的，前者是后者的思想文化基础。后者是前者的最终目标。保护劳动、尊重知识、尊重创造已经成为社会的共识。在此情况下，对每个社会成员的博爱应该是我们的基本价值取向。尊重大家的权利，才能真正做到社会的安定有序。
关公被儒、释、道所推崇，“儒称圣、释称佛、道称天尊”。儒、释、道三教有“儒治世、佛治心、道治身”之说。佛教认为人们的贪、颠、痴是造成心灵不得安宁的原因，称之为“三毒”，指出人们贪欲过重，造成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与心灵的不安。关公的“诚”有助于人们减轻欲望，待人真诚，慈悲为怀，不仅会有利于减少与他人对立，也会养成平和心态，有益自己心灵的健康，所以要人们宽容、厚道。《道德经》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家天人合一的精神和关公“仁”和“智”的文化内涵，有助于引导人们有所为，有所不为，引导人们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对于各教所宣教义，我们可以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真正的为我们建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其应有的一份力量。
总而言之，关公作为道德精神的偶像，其道德精神，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内容；关公的“大一统”思想，关公文化中的诚信内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一句话，弘扬关公文——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着其重要的现实意义，这就是我们在此探讨弘扬关公文化的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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