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园结义”的史实依据是什么？
中国古代人文社会有五种最基本的人际关系：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孟子·滕文公上》云：“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
在此五伦中，父子、夫妇、兄弟是基于血缘或婚姻关系而自然形成的紧密的亲人关系，君臣是基于政治、利益、权力安排而形成的上下级的关系。只有朋友之伦是五伦中唯一的平等而无血缘关系和上下级关系而自由组合而成的人际关系，朋友情谊将原本陌生的各自独立的生活圈子相对亲密的联结到了一起。
陌生的人聚在一起交成朋友，这是一种机缘，但如果要将这种机缘更加稳定的固定住，形成五伦中类似兄弟的血亲关系，就要有一种仪式来完成，这种仪式就叫“结拜”。
唐朝冯贽的《云仙杂记》记述：戴宏正每交到一个密友，就会把他的名字写在薄竹简上，焚香禀告祖先，称为“金兰簿”，金兰簿即结拜的盟约，又称金兰帖，因此异姓兄弟结拜又被称作换帖。“金兰”一词来自《易经·系辞》中所云：“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
《三国演义》开篇第一回“宴桃园豪杰三结义，斩黄巾英雄首立功”，文中描写到：
次日，（刘关张）于桃园中，备下乌牛白马祭礼等项，三人焚香再拜而说誓曰：“念刘备、关羽、 张飞，虽然异姓，既结为兄弟，则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后土，实鉴此心，背义忘恩，天人共戮！”誓毕，拜玄德为兄，关羽次之，张飞为弟。
“桃园结义”的故事情节对中国民间社会的人际交往和礼仪习俗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明代学者李贽在《过桃园谒三义祠》诗中写道：“世人结交须黄金，黄金不多交不深。谁识桃园三结义，黄金不解结同心？”
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说：“今我国民绿林豪杰，遍地皆是，日日有桃园之拜，处处为梁山之盟……”
刘关张桃园结义、生死与共、建功立业的故事受到人们的崇敬、膜拜、继而效仿，将友情升华为恰如亲情的特殊社会人际关系。通过结拜的形式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新型的可以比拟家族宗族社会而存在的稳固集体，使得新的集体也可以产生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将各自的能量得以最大程度的发挥，对内增强自身的抵御力，对外增加强劲的竞争力。
刘关张是否“桃园结义”？史书《三国志》中并无明确记载。但是“桃园结义”的故事历经千年而不衰，却也是有其史学依据的，并非空穴来风。
首先，刘关张三人均是起于社会底层，创业艰难，但是三人志趣相投，惺惺相惜，不离不弃，深厚的情谊、忠诚的性格、生死的交情是在磨难中升华而来，符合古代生死之交、羊左之交的精神主旨。
刘备虽是皇亲贵胄，汉景帝子中山靖王胜之后。但因祖上坐酎金失侯，所以家道中落。刘备自幼丧父，与母贩履织席为业。时常要接受同宗之人的资助。后来中山大商张世平、苏双见而异之，乃多与之金财。刘备因此就用这笔钱聚集徒众，建立早期的队伍。
关羽早年间亡命奔涿郡。正遇刘备於乡里合徒众，而羽与张飞为之御侮。先主为平原相，以羽、飞为别部司马，分统部曲。先主与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
因为蜀国无史的缘故，所以刘关张早期奋斗的征途记述都非常简略，甚至连刘关张一起的战斗历程都未曾描述。
刘关张最初讨黄巾贼有功，除安喜尉。因督邮刁难，所以怒杖督邮，弃官亡命。接着下邳遇贼，力战有功，除为下密丞。复去官。后为高唐尉，迁为令。为贼所破，往奔中郎将公孙瓒，数有战功，后领平原相。陶谦让徐州，徐州又为吕布所得。关羽守下邳，刘备居小沛。后曹操东征，杀了吕布，擒了关羽，刘备又投奔袁绍。
早期的十年间，刘关张三人颠沛流离，并无自身固定的城池。创业艰难可想而知。
关羽进曹营期间，曹操对之礼遇甚厚，关羽却不为之所动。关羽对张辽说，“吾极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终不留，吾要当立效以报曹公乃去。”关羽斩颜良后，随即挂印封金，投奔仍然寄居人下的刘备。
“誓以共死”四字体现的不只是君仁臣忠的上下级关系，体现的更多的是生死与共的兄弟情谊。在三国变乱频仍的时代，这种誓以共死，忠贞不渝的兄弟情谊，可谓“财贿不动其心，爵禄不移其志”，表里如一，患难与共，生死不改，成为古往今来朋友兄弟之谊的最真实最真切的典范。
其次，刘关张三人经过苦心经营，三分天下有其一，依然心怀匡扶汉室的崇高理想，关羽坚定地执行“隆中对”战略，不幸身死后，张飞和刘备也相隔不久，相继死于为关羽复仇的道路上，为史书记载刘关张三人“恩若兄弟”、“誓以共死”的异姓兄弟情谊留下了史学的依据。
关羽北伐襄樊，吕蒙偷袭荆州，导致关羽及其子关平被斩于临沮。魏文帝曹丕诏问群臣说，刘备当为关羽出报吴不。众议咸云：“蜀，小国耳，名将唯羽。羽死军破，国内忧惧，无缘复出。”只有刘晔曰：“蜀虽狭弱，而备之谋欲以威武自强，势必用众以示其有馀。且关羽与备，义为君臣，恩犹父子；羽死不能为兴军报敌，於终始之分不足。”后备果出兵击吴。
东汉时期，儒学昌盛，学者尊崇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种人伦关系。君臣、父子为上下垂直结构，夫妇、兄弟、朋友为平行结构。
刘晔是曹魏的重要谋士，史书称其“晔有佐世之才”、“佞谀不忠，阿顺陛下过戏之言”、“以晔之明智权计，若居之以德义，行之以忠信，古之上贤，何以加诸？”
所以刘晔虽然深知刘关张既君臣也兄弟的深厚情谊，但是在对魏文帝曹丕的进言中，将刘关张三人比作“君臣父子”的亲情关系，恰恰是印证了刘关张的关系已经具有了亲情般的深厚情感。
已经身为一国之主的刘备也算是尽到了异姓兄弟的责任，当关羽、张飞被人害死后，他不顾诸葛亮、赵云以及众臣的劝阻，举全国之力讨伐吴国，忠实地履行了“誓以共死”的约定，完成了刘晔所说的“羽死不能为兴军报敌，於终始之分不足”的论断，也为后世人敬仰“桃园结义”精神，“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留下了最坚实的注脚。
其三、刘关张的组合也时常被当世及后人所津津乐道。君主用以激励忠心耿耿、奋勇杀敌的将领，将领也以关张自励，表达对君主的效忠和建功立业的决心。成为表达既君臣也为兄弟，开疆辟土、名留史册的团结奋进的象征。
刘备进位为汉中王时，遣费诗拜关羽为前将军。关羽闻黄忠为后将军，怒曰：“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不肯受拜。费诗劝关羽时说：“王与君侯，譬犹一体，同休等戚，祸福共之，愚为君侯，不宜计官号之高下，爵禄之多少为意也。”羽大感悟，遽即受拜。
由此也可得知关羽与刘备已超越君仁臣忠的上下级关系，“譬犹一体，同休等戚，祸福共之”，与后世结义誓词已无二致。
不仅如此，三国时期的同时代人也多有提及刘关张这一特殊组合者。
三国谋臣郭嘉曾对曹操说：“备有雄才而甚得众心。张飞、关羽者，皆万人之敌也，为之死用。嘉观之，备终不为人下，其谋未可测也。”
《魏书·董昭传》说：“备勇而志大，关羽、张飞为之羽冀，恐备之心未可得论也!”
《季汉辅臣赞》说：“关、张赳赳，出身匡世，扶翼携上，雄壮虎烈。籓屏左右，翻飞电发，济于艰难，赞主洪业，侔迹韩、耿，齐声双德。”
《吴书·周瑜传》说：“刘备以枭雄之姿，而有关羽、张飞熊虎之将，必非久屈为人用者。”
《蜀书·诸葛亮传》注引《袁子》说：“张飞、关羽与刘备俱起，爪牙腹心之臣，而武人也。晚得诸葛亮，因以为佐相。”
刘关张这一特殊组合不仅赢得了同时代人的关注、艳羡，也为后世人带来更多期许的目光，为刘关张“桃园结义”精神的形成奠定了民意基础。
明清时期的民间宗教和会党结社以桃园结义为榜样，义气相激，成为其内部团结合作的精神纽带。流传甚广的白莲教便信奉“桃园结义”和关帝；三合会“各公所均祀关羽，每以六月二十四日为其忌日，以五月十三日为其生诞，皆庆祝”（徐珂《清稗类钞》卷六十六）；哥老会的“开山式”，于会场中挂关帝神像予以礼拜……由于这些宗教和会党在民间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影响，因而刘关张桃园结义精神和关帝崇拜也被普及到社会底层的各个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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